為什麼財團污染、踐踏我們的土地就可以？為什麼聰明人把不聰明的人踩在腳底下就可以？為何富人把窮人踩在腳底下你不生氣？

天怒人怨的事，為何被允許？ 不管妳是看李小龍、《陳真》、或者《蘇乞兒》的電影，都有這麼一幕：洋人（或日本人）和華人打生死擂臺，台上華人已經殘廢或奄奄一息，洋人（或日本人）繼續加上幾拳，硬是把人打死。這時，妳會血脈賁張，「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李小龍、陳真、或者蘇乞兒替妳上台，幾拳就把那洋人（或日本人）打死。這下子妳終於爽快了，正義得以伸張！ 真奇怪！為什麼這樣才叫做「正義得以伸張」？大家事先說好是生死擂臺，洋人（或日本人）在擂臺上打死華人有何不應該？ 當然不應該！輸贏有命，人家已經輸到爬不起來，比賽就結束了。再打下去，純粹是殺人償命。不管公不公平，合不合法，強欺弱我們就是看不下去，欺負到讓人難以為生我們更加看不下去！ 假如這不可以，為什麼大學教授欺負農民就可以？為什麼財團污染、踐踏我們的土地就可以？為什麼聰明人把不聰明的人踩在腳底下就可以？為何富人把窮人踩在腳底下妳就不生氣？ 一個富人想要蓋一座花園別墅，在裡頭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如果那本來就是無人之地，隨他去。如果他是拿出一大把銀子，硬把一對孤兒寡母賴以維生的小店面買來並拆除，看著這對孤兒寡母跪地哭訴卻摟著兩個半裸的女人鄙夷地理都不理。妳會不會希望李小龍、陳真和蘇乞兒一起出現，把這富人打得滿地拉尿拉屎，把它身邊的打手全部丟進垃圾桶裡，順便把專為官商勾結服務的警察也一起打到頭破血流？

我會這麼期待著！警察保護好人，也保護法律，但不該保護玩弄法律的縣長，也不該保護合法而沒有人性的富人。我如果是警察分隊長，奉命到了現場，會把富人和打手亂打一頓，事後跟縣長、縣議長說：「抱歉！我一直以為他們才是暴徒」。 那麼，縣長、議會再加國立大學一起搶佔農地，我們到底看不看得下去？他們做的事叫「知法玩法」而不叫「合法」，被欺負的農民從此失去謀生能力，以及活著的意義，跟殘廢一樣痛苦，憑什麼我們該看得下去？ 公司老闆拼命壓榨土地與人民，官商勾結來立法逃稅（卻說成是「合法節稅」）、補助（獎勵）、補貼（廠房租金、水電、政府服務幾乎不算成本），用這種強盜行徑賺足錢之後卻藉口「台灣的經營環境太差，」，把所有的錢匯走，留下一整片被污染的殘破土地、高築的國債，以及一堆卡奴和燒炭自殺的冤魂。這種作為，害死人命遠超過生死擂臺上的人，憑什麼要我們看得下去？ 別把這句話整天掛在嘴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它有個適用的極限，超過了就叫做「喪盡天良」！ 一個黑道想要霸佔別人家財，跟手下的說一聲：「幫我把那塊地搞定，其它的別讓我知道。」妳受得了？ 一個列名全球富豪的基督徒，卻讓底下的人過勞死。他當然不曾下令讓人過勞死，他當然跟黑道不一樣，但是妳真的應該受得了？而那些為他服務，只談效益與利潤的「高階經理人」呢？一樣沒人性。 我常想：管理學院的老師發聘之前一定要先做一個「人性指數測量表」，管理學院的學生發畢業證書前一定要做一次「人性指數測量表」。人性指數不正常的不該讓它當老師，也不該讓它畢業――否則教出來的全都是「沒情沒義、沒血沒淚」的走狗、鷹犬。其實，所有大學教師發聘前都應該先做一個「學術良知指數測量表」，沒有學術良知的人不配當學者。（翻譯 Economist 的人發明了一個好詞，這種人叫「學人」，而不叫「學者」）。 人可以追逐虛名與貪財，沒關係，只不過讓我看不起而已。但是，人貪財或追逐虛名的時候不可以欺壓別人，更不可以讓別人活不下去――我才不管妳是合法、玩法、勾結立法院為妳立法，我也不管你的耶穌跟你是如何清算。 人間有一些基本的道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本交引述於彭明輝教授網路文章.2011年9月11日星期日

只有傑出研究獎而沒有五年五百億和正教授分級制時，正教授大致上彼此知道誰在認真做研究，誰在認真教學，以及誰在不擇手段。

亡台從五年五百億開始 (本文引述於彭明輝教授網路文章.) 我貼出「台、清、交大羞於告人的『卓越」秘密』」一文後，有幾位記者打電話來採訪，希望挖出更多的「密辛」與獨家。我寧可利用這部落格自己進一步闡述前文未了的部分。 前文主旨在凸顯：學術界配合地方選舉，為擴張校地，漫無目的地接收地方政府的既有公地或徵收的土地，這是違背學術倫理的作為。據說已經有學校出面表示對我的個人意見不予以置評。我建議有心釐清真相的記者不要只是採訪兩造之詞，而是應該去全面性盤查這些土地的使用現況，作為讀者評斷誰是誰非的客觀依據。 至於我的辭職，主因是不滿於學術風氣的敗壞，而自己無力阻擋。學術風氣的敗壞，我以為五年五百億貢獻最大，而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制度則是始作俑者。 一、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流弊 劉兆玄曾把「傑出研究獎」的設立當作他在國科會期間最主要的建樹，但這個制度卻「立意良善，流弊無窮」。傑出研究獎的審查過程不嚴謹，很多評審只有能力（或時間）評估候選人發表論文的篇數，而非其研究成果的實質價值，因而變相鼓勵有心人一稿多投。典型的例子之一：材料系的教授把同一套方法與實驗程序應用在五、六種性質相近的材料上，再把結果寫成題目跟主文乍看不相同的論文，同時投寄給不同的期刊。這樣，一種創意產出五、六篇論文，論文篇數累積速度之快真的叫嚴守學術倫理分際的學者浩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快速累積論文數量的另一個辦法是浮濫收研究生：一個教授收的學生人數愈多，出論文的速度愈快。去算一算台大各系研究生人數和大學生人數比，就大概可以算出哪個系拿傑出研究獎的機率比較高。此外，跟熟絡的國內外學者互相在對方發表的論文上掛名，更是家常便飯。國內曾有一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因為所掛名的論文被指稱造假，而出面辯稱：那是學生未經他同意而掛名的。我不熟悉醫學學術圈的規矩。在我的行業裡，任何人發表論文時若掛我的名，我一定會收到期刊編輯室的通知，沒有不知情的可能。 還有，新興領域（譬如奈微米科技）發表論文較容易。這是因為新興領域的學術期刊量多，發表機會大；而且學術貢獻的評估準則尚未確立，最容易在亂局中僥倖得逞而通過各種期刊審查。此外，新興領域權威未立，學閥較少，因此新人出頭的機會也比較多。我曾經審過好幾個研究計畫和附送的論文，表面上期刊衝擊係數（imapct factor）高，其實論文品質其差無比。但是，對學術沒有自己方向也沒有熱忱的人，最容易隨時著時潮遷移，專門發表報屁股文章。只要篇數夠多，就有機會拿傑出研究獎。我的博士生曾經不屑地說：簡直像販賣身體的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學者當到讓人看不起，我自己也無法坦然地做為其中一員。 最厲害的教授則建立起福特汽車式論文生產線：碩士生指導大學生做實驗，把結果一部份當作大學生推薦甄試的材料（甚至協助他們在國內發表論文），又同時把這些成果當作自己的碩士論文成果。碩士生上面有博士生，碩士生的論文題目跟博士生的題目嚴重重疊，然後博士生把這些研究成果拿去發表論文，所以博士研究輕鬆又論文產量大，容易畢業。這種生產制度下，大學生幫碩士生，碩士生幫博士生，大家都輕鬆，研究室學長學弟又感情良好，老師也不用叮著學生，甚至根本就只負責對外找錢給大家花（包括老師），整個家族和樂融融。錢多了之後，論文可以找校外的外籍人士改，指導教授甚至不需要改學生論文。 不願意這樣做的學者，嚴格盯緊學生的進度，從構思題目、查索論文到研究規劃、論文撰寫一一嚴格訓練，結果是討學生嫌。當身邊的同事愈來愈多人在討好學生或放水時，要當負責任的指導教授不僅愈來愈困難，還很容易被學生誤會成「毒舌」、「找麻煩」。我一個博士生跟家人告狀說「我好像是得罪他，不然為什麼一篇論文叫我改三次。」 國科會似乎有人深知傑出研究獎的流弊，一度擬取消傑出研究獎。我在系館公告欄上看到校長代表「本校同仁」反對取消傑出研究獎。我真的很想知道：清大到底有多少被學生和同仁私下認為敬業且學養值得肯定的教授會願意支持傑出研究獎？你可以說「反對傑出研究獎的人都是那些沒得過傑出研究獎的人」來暗指這些人酸葡萄，妳也可以猜猜看這些人中有多少人沒得獎是因為不屑。 二、傑出教學獎到底是什麼「碗糕」 清華有傑出教學獎的設立，由來已久。我的個人意見是：問卷設計粗糙，只能反映學生滿意度，無法反應教學品質。有興趣客觀研究這問題的人可以去拿清大的官方問卷來研究，試著想想我說的有沒有道理。我曾在上課時嚴厲糾正一個跟隔桌同學打鬧的學生，他憤而在我的問卷上全鉤「極不同意」，讓我的這門冷門的選修課平均分數掉了0.3分。我的課冷門，但卻常常旁聽的人數超過或接近選修人數，因為我打分數比別的課嚴（但遠比劍橋鬆到讓我汗顏，甚至遠比十年前鬆非常多）。 要讓學生滿意度高，當然還是需要認真教，但更重要的是：教材不能太難（最好上課時馬上可以吸收，回家不用想），要遷就學生的程度（一位拿傑出教學獎的同仁承認：他花了將近一個月幫學生溫習上學期另一門課教的內容），要親切而不要嚴厲。我每年都在向下調整教材難度，以致於我實在不願意再承認我在教的是全國最優秀的大學生。 以前我給學生寫的留學推薦信都有這麼一句：「This i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school in Taiwan。」但是，我已經好幾年拒絕給學生寫國外留學推薦信，因為我已經不願意再寫上我過用的這一句話。以前，我甚至經常寫：「He is as competent as most of my classmates in Cambridge University」我的教學目標很簡單：我希望在我班上前10名的學生我都敢寫上這一句評語。現在，我不敢懷這期待，也就使教學的目標和熱情都模糊掉了。 以前，我在機械系上課，教材可以讓別系的教授來詢問是否能讓他用，而且連續三年每年吸引十幾位電機系學生放棄系上的課來修我的課。一位畢業的校友聽到我要退休，說了一句：「系上以後沒有控制理論了」。其實，早就難以為繼了！從大一被慣壞的學生，已經很少有人有能力聽懂我一整個學期的課。我常問自己：我要不要跟整個風氣妥協？不妥協的話學生愈來愈少，要妥協的話總覺得對不起真正優秀的學生（不教有難度的教材，他們不會知道這一門學問的精髓與精彩處）。 學生要進來確實是不容易，但出去的時候程度愈來愈差。我一直痛苦地問自己：我到底可不可以繼續參與這向下沈淪的過程？ 三、五年五百億和正教授的分級制度（講座教授、特聘教授，etc）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學術文化之淪喪是這些年逐漸累積出來的，但是五年五百億和正教授的分級制度卻使學術文化惡化得極其迅速。 只有傑出研究獎而沒有五年五百億和正教授分級制時，正教授大致上彼此知道誰在認真做研究，誰在認真教學，以及誰在不擇手段。而不擇手段的人也只敢走夜路，在各級會議上禁聲不語。那時候，誰有道理誰的主張就得逞。我曾在校務會議上數度力抗校長提議，而在投票時得到壓倒性的勝利。那時候清大有一笑談：「彭明輝每四年只得罪一個人：校長」。現在，大家忙著寫論文、搶錢，沒幾個人有閒去把是非理清楚。

尤有甚者，以不當手段被封為講座教授、特聘教授的人，開始公開表示五年五百億是他們爭取到的，有權利分到比較多的資源（尤其是要求收比較多的學生）。講話開始蠻橫起來，各級會議愈來愈說不清楚是非，許多會議根本就是利益（資源）爭奪戰，我常覺得是身陷於暴民之中：只有投票，而罕有屬於是非的討論。 我跟郭台銘開過一次會議，那次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他所敬仰的一位日本企業界大老告訴他：教授是金頭腦，企業沒有跟教授合作不會成功。但是，五年五百億卻用SCI 和 SSCI 綁架了所有優秀的學者，不許他們研究真正台灣需要的技術。 我在「學術自由的本意與淪喪」「4-2、本土學術的空洞化與學術自由的淪喪」節裡闡述五年五百億如何與台灣的社會與產業發展脫節，以及該政策將如何導致本土學術的空洞化。也在「4-3、學術買辦與學術殖民的興起」敘述各種學術的詐術，不再於此重複。知識通訊評論也有許多的評論，我就不再贅言。http://k-review.com.tw/category/opinion/ 沒有五年五百億和正教授分級制時，願意研究國內議題的人會去研究國內議題，喜歡跟海外對話的人去爭國際知名度，愛好虛名與不擇手段的人各依其性。這樣的學術圈效率未達極大化，也難免有小人，但有心人至少可以認真做自己願意獻身的研究。這樣的制度下其實弊端很少：要申請到國科會計畫和甲種獎助還是需要有一定的學術成果發表，而臺、成、清、交的學者個個心高氣傲，敢公然混日子的是極端少數。 有了五年五百億和正教授分級制，所有的人都被迫要走同樣的路，甚至跟不守學術倫理的人爭排名與業績，以免被他們羞辱。結果，真正有執有守的人受不了這股惡風而先退休。那些原本在混的人呢？反正要發表SCI的論文根本不難，只要厚著臉皮，總有辦法寫出報屁股文章。大不了跟著時潮去炒作就可以了。 要亡台灣，先瓦解她的產業競爭力；要瓦解台灣的產業競爭力，只要切斷她的學術跟台灣社會的關聯即可。未來的歷史學家或許會這麼寫：台灣的淪亡，從五年五百億開始。對於五年五百億我最想說的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笨到編列國家經費，來阻止大學教授研究跟該社會有關的問題。 令人難受的是：這樣荒唐的政策竟然獲得藍綠政府共同的支持。爭什麼統獨？藍綠不是一致地要瓦解台灣學術與產業，以便中南海有一天可以「解放水深火熱中的台灣同胞」嗎？

中間選民可以用網路改變台灣的未來!

中間選民可以用網路改變台灣的未來 在《教育應該不一樣》一書的序文裡，閱歷過人的嚴總裁告訴我們：「我們政府的所有首長就像是綜藝節目裡機智問答遊戲中的來賓」，他們唯一盼望的是：「只求還在位子時，頭頂的氣球千萬不要爆掉，剩下的我管不著，也沒時間管，更沒機會思考。」 就這樣，藍換綠又換藍，部長一個換一個，台灣的教育、受薪者的生活水準、國家的債務，以及環境都沒有改善，反而向下沈淪。部長的工作從「解決問題」變成心不在焉地接見各種客人，在立法院嘻皮笑臉地挨罵，在媒體面前死皮賴臉地說：「謝謝指教，我們會虛心檢討。」然後就下班，等著領政務官退休金。 我們真的對這些死皮賴臉的政客、官僚一點辦法都沒有嗎？絕非如此！當藍綠基本盤各佔選民的33％和30％時，作為多數的37％中間選民將決定台灣的未來！即使許多中間選民會在大選時靠邊站，他們的人數還是會對消，使得剩下來的死硬派中間選民有機會利用網路傳播技術改變台灣的未來！

歐洲政務官有過失，立即會被同黨同志逼下台，而不需要民眾去抗議。歐洲人把政黨當一個公司看，任何人出錯整個公司都要連坐處分：哪一個政黨沒有能力約束同黨同志，就會在下一次選舉裡被懲罰。因此，政黨內有人出錯，沒有一個同志容得下他。 為什麼歐洲能而台灣不能？一個國家的政治有多腐敗，就看選民的忍耐極限在哪裡。如果媒體願意配合政黨，隱瞞事實，選民就無法知道真相，無法判斷生活難過是哪個政黨必須要負責任，就只好無限制地忍耐下去。政治就是「棒打老虎雞吃蟲」的權力制衡遊戲，一旦事實被模糊掉，「蟲吃棒子」這一環就被拆除，只剩「棒打老虎雞吃蟲」，選民就拿政客沒有辦法。所以，藍綠政黨愈來愈不重視政見、政策與政績，而想盡辦法搞文宣、拉攏媒體，甚至買媒體版面搞置入性行銷。 我們真的有機會突破過去藍綠與媒體共同建構起來的愚民網絡嗎？過去不能的，現在因為免費、發達的網路傳播技術而變成可能！ 我們可以用免費的維基百科共同建構一個「台灣的關鍵性事實」，每一個人把確知的可信事實揭露出來，讓所有的政治論述有一個無可狡辯的事實起點；知識份子個別建立的部落格可以呈現各種台灣可以有的選擇，讓中間選民通過臉書的傳播駁斥政客的愚弄與恫嚇。我們可以用揪團網建立「公民行動網」，針對重大政治議題揪「公民快閃族」，在約定的十分鐘內紛紛出現在各縣市火車站前，向政客展現中間選民的集體意志。 這樣建構起來的公民行動網絡不需要英雄，不需要領導人，不需要一個分配權力的政治組織。沒有組織與權力就不會有貪腐，不需要經費就不需要像報紙和電視那樣地跟政客與財團勾結、靠攏。 網路的力量之大，就權且以我的部落格為例，「這樣子的一流大學？呸！呸！呸！ 」已累積9.7萬次點閱，部落格外的點閱次數則不知道。「台、清、交大羞於告人的「卓越」秘密」6.2萬次，「亡台從五年五百億開始」5.3萬次。只要中間選民願意利用免費的網路去傳播事實，瞭解事實，我們的力量還可以再擴大！ 網路使集權統治下的茉莉革命成為可能，台灣也利用網路推動以前不可能的社會改革運動。年輕大學生與公民記者利用網路傳播將凱道前的反農地徵收集會向全國廣播，匯聚百萬人次的點閱，而迫使行政院長改口。反國光的群眾利用網路技術與實體行動進行全國串連，逼迫馬英九宣布不支持國光案。 只要死硬派的中間選民動起來，台灣就有希望。如果妳看到有人在維基百科裡建構「台灣的關鍵性事實」，請你呼朋引伴去參與；如果妳看到有優的教育、財經、產業、政治評論，請你用臉書加速傳播；如果妳看到有「公民行動網」在揪團，請你以行動加入。 不需要計較我們在任何單一事件上面的輸贏與成敗。國光案贏了又如何？他們還可以再提案。國光案輸了又如何？我們可以繼續抗爭。關鍵不在於輸贏，而在於累積台灣社會（尤其是中間選民）對政治事實的瞭解。我們的瞭解有多少，政黨與媒體的愚民伎倆就被破除多少，他們恐嚇我們的能力就弱化多少。 過去15年來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的心得是：社運總是輸在每一個看得見的具體抗爭裡，但是通過這些抗爭我們傳達了理念，累積了社會整體的知識，因而贏在每一個看不見的地方（人心）。 一個社會的進步，其實不是靠少數明星或領袖，而是靠中間選民的知識累積。以前股民會動不動就要求三大基金護盤，那時候有再偉大的總統都不得不屈服；現在股民知道三大基金護盤的代價，不管哪個政黨都不敢亂護盤。我們不一定要贏得2012的大選，只要有能力逼迫雙英面對台灣真實的困境與挑戰，認真提出對策，在辯論會上背出來，台灣的政治就比以往更進步。 我們都是中華民國小股東，年稅率10％的人都等於是把所得的10％定期定額地買進「中華民國」股票基金。如果妳不去管中華民國基金經理人的績效，不但會損失所有的投資，還會被牽累而負債，甚至賠上子孫的未來。 本摘錄於彭明輝教授網路文章.

只問是非黑白，不問統獨藍綠

只問是非黑白，不問統獨藍綠 20年了，我們沈溺在統獨與藍綠裡，很少有人還記得什麼叫做是非與黑白。就這樣，在統獨藍綠優於民生經濟的政治氛圍裡，我們平白浪費掉可以讓產業升級的20年。自作孽，不可活，我們陷入這十年來所得上不去而油、電、糧猛漲的困境裡。展望2020，我不知道台灣有多少本錢可以繼續不問是非地搞統獨與藍綠。 誰賣台？多的是本省人！誰愛台？多的是外省人。新竹中學人人懷念的辛志平校長就是外省人，愛他的卻絕大多數是本省人。用省籍定義愛台與賣台的只有兩種人：噁心政客和走不出過去的癡人！ 你相信台灣的平均文化資產曾經遠超過英國的劍橋（Cambridge）小鎮嗎？1987年我去英國時只帶了兩本書，沒帶任何古典音樂：論語和聖經（我不是教徒）。我以為英國是文化上國，劍橋是天才和貴族的學府，那裡什麼都有。劍橋大學的圖書館裡是什麼都有，但是劍橋這個鎮裡的商店卻什麼都沒有。我買不到我慣聽的古典音樂，整個劍橋鎮可以買到的古典音樂卡帶（那時還很少有CD）遠少於新竹市。回家度過聖誕後，我很驕傲地從台灣帶禮物回去給同學：一卷有亞里斯多芬作品的「古希臘悲劇合唱曲集」給希臘同學，一卷古威尼斯音樂的卡帶給意大利同學，一卷古愛爾蘭民謠給愛爾蘭同學。他們瞪大眼睛問我：台灣是多大一個國家，為什麼她有這些音樂卡帶？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國家的名字？

學院裡來了一位瑞典的訪問學者，我跟他聊起瑞典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拉格威斯特（Pär Lagerkvist），我讀過他一系列主要的小說，總共六、七本。這個學者嚇一跳，第二天去他任教的斯堪地那語言學系問學生：「看過拉格威斯特小說的請舉手」，沒人；「看過拉格威斯特任何文章的請舉手」，一個，只看過一篇報紙上的短篇翻譯。他回來後以很不可思議的口吻問我：「台灣在哪裡？她有多少人口？為什麼她的出版市場可以支持拉格威斯特所有主要小說的翻譯本？」一位哲學系的朋友到我房間，看著滿牆的海德格和維根斯坦的英文著作（譯作），驚訝地問我：這些書怎麼有可能在台灣都買得到？那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那是一個一再被殖民統治的國家！每一個統治者都帶來殺戮，留下她的文化，使這個島嶼具有遠比一般國家更豐富、多元而多層次的文化資產。日本人把她當殖民地，但帶來台灣的現代化，以及家母嚴謹的個性，通過家教傳遞在我身上：我貼郵票一定整整齊齊，做事一絲不苟，電腦桌面上乾乾淨淨。這是我後來做事、做研究都很龜毛、嚴謹的基礎。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帶來了血腥的殺戮，也隨著大量來台的文人帶來了漢族與西方的文化。更重要的或許是：對全球經典著作的崇拜與渴望。我當學生的時代，只要是重要的中西經典，都可以用低廉的價格買到。我的書架和腦海裡擺滿了中西的經典著作，不能不感謝外省的文人。 別人問我的統獨立場，我知道自己是在大中國的中西文化下長大，卻留著台灣農民質樸的血液，以及日本人留下來的嚴謹和潔癖。 我們可以活在過去的仇恨裡，用過去的仇恨埋葬我們的未來。我們可以活在過去積累的文化裡，用這多元、多層次的文化走向未來。《香料共和國》的導演在希臘與土耳其的衝突與悲劇下成長，但是他以偉大的人文情懷跨越了一切的分割與對立。如果妳想瞭解這一部電影的動人處，一定要自己去看一次電影，有興趣還可以看我網誌上寫的影評。 本文摘錄於彭明輝教授網路文章.

理論上應該台灣的生存環境已經逼得人民上街頭抗議，但是台灣人太善良，沒有人去革命，只是默默無言地燒炭自殺了。

台灣沒有茉莉革命，因為我們有過勞死和燒炭自殺 很多人以為茉莉革命是為了反抗獨裁，而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所以不會有茉莉革命。這是典型的胡亂歸因，跟「腐肉生蛆」一樣地不明究理。 只要日子過得好，誰在乎是民主或獨裁？蔣經國也是獨裁，但當時有多少人巴望他長命百歲？阿根廷前總統裴隆(Juan Domingo Peron）在近乎獨裁的9年執政期間徹底搞垮了阿根廷的經濟，但是他任內胡亂調漲工資來討好選民，所以被迫流亡海外期間照樣深得民心，繼任的總統都是他的人。 獨裁不是問題，民不聊生才是問題。茉莉革命的地區都是長期以來糧價飆漲而工資不漲，以致於最低所得的廣大群眾無以維生，才會導致革命。 過去十年來台灣的經濟處境跟埃及等地頗有類似之處：所得最低的20％台灣人年所得完全沒有提升，但通貨持續膨脹，使得他們一直處於負儲蓄。吃完儲蓄而走投無路的人，理論上應該上街頭抗議，但是台灣人太善良，他們沒有上街頭抗議，也沒有人去革命，只是默默無言地燒炭自殺了。 「台灣總統」是天底下最好康的職務，因為台灣人太善良，太容易統治了。 經濟政策無效時，老闆會去剝削員工（超時上班不加薪、無薪假、沒有福利制度的派遣員工），政府不但不管還會給老闆減稅。總統無能而搞到民不聊生時，缺錢的人會自己加班加到過勞死，連抗議的時間都沒有；活不下去的會燒炭自殺，也不會有人去搞革命或組工會。 當總統真的很爽，有權無責。如果再白癡一點，死了多少人都看不出跟自己有何關連，那更是高枕無憂。這樣的日子有什麼不好？ 根據商業周刊的報導（「誰偷了我的血汗錢」），過去10年來台灣人的實質GDP成長了17.5％但薪資是卻是4.3％的負成長。經濟成長的果實被誰偷走了？2008年的GDP中47％給了受雇者當薪資，5％繳稅，都遠較日、美、法、英、德等主要國家低，而企業盈餘卻吃掉了GDP的48％，遠較上述國家高。政府劫貧濟富，把錢挪給了企業主，讓受薪階級為了溫飽而被迫冒著過勞死的風險去加班，日子過不下去就燒炭。 2007年時，當過股王的聯發科稅率僅4.2％，最愛台的奇美僅5％，半導體之父坐鎮的台積電也僅9.6％，而其他產業的營業稅則高達25％。這些賺錢較難的企業反而要繳較高的稅賦，這不是在逼迫（或暗示、縱容）他們剝削員工的工時和薪水嗎？ 政府偏袒高科技而罔顧中小企業，「劫貧濟富」的政策不僅表現在租稅減免，大學與工研究的研究成果主要受惠者也是高科技。因此，肥者愈肥而瘦者愈瘦。高科技早就自立有餘還可以回饋社會，卻繼續享受政府的重複補貼；中小企業亟需政府挹注資源來升級，卻被政府漠視而無力升級、轉型。然後，為了怕這些中小企業倒閉而引起高失業率，政府就縱容他們壓低工作條件（超時上班不加薪、無薪假、沒有福利制度的派遣員工）。 經建會副主委胡仲英回答商業周刊的訪問時說：中國製低價品充斥全球，國內產業升級與轉型速度不夠快，廠商只能壓低生產成本來因應，因此勞工薪資十年無法調升。問題的關鍵根本在於「產業升級與轉型速度不夠快」！ 產業為何無法升級？因為：政府把資源給了不需要補貼的高科技產業，需要資源才可以升級的產業反而得不到補貼還必須要繳交較高的稅賦；然後，為了怕這些中小企業倒閉，政府就縱容他們壓低工作條件；在連鎖效應下，給了其他企業一起壓低工資與工作條件的機會；最後還被企業主勒索，降低稅賦，然後反過來叫生活艱困的受薪階級負擔73％的所得稅。 更嘔的是，白癡的經濟學者竟然上電視說：薪資反應勞動生產力，台灣人生產力低，本來就不該給高薪；公務人員的工作與生產力無關，調薪不會激勵生產力，因此也不該調薪！這樣無知的人竟然可以佔著國立大學的正教授缺？ 台灣的服務業佔就業人口的六成，創造了GDP的七成。表面上的數據跟英國很像，實質的意義南轅北轍。英國的服務業產值高，國際競爭力強，而創匯能力高；台灣的服務業過去被特權壟斷而現在被法令與制度綁死，競爭力差，根本走不出國門。表面上她的產值也高達GDP的七成，其實是因為製造業的產值跟她一樣低，大家都靠著剝削勞工在過活。（以上數據皆引自商業周刊「誰偷了我的血汗錢」，論述由本人生產與自負言責） 有這樣的爛政府，台灣人為什麼寧可過勞死、燒炭自殺，就是不肯上街去革命？因為我們已經政黨輪替，找不到獨裁者來算這帳！ 2000年，為了痛恨國民黨，我們把票投給了陳水扁；2008年，為了報復民進黨，我們把票投給馬英九。現在，民進黨四大天王很可能都在想：為了報復無能的馬英九，民進黨2012年的候選人躺著幹也可以當選！ 藍營、綠營只要操弄一下統獨和省籍，就可以有超過30％的鐵票。只要對手夠爛，躺著幹就可以當選，哪個候選人會在選前認真弄清楚台灣的問題，誰會去認真想對策？誰會去認真委派有能力加速產業升級的官員？誰會去委派有能力突破能源困境的官員？ 馬英九上任三年了，還是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反核還是擁核，是反國光還是擁國光，整天拿著記事本到處「傾聽民意」，好像國中小學生在準備要寫報告、交作業。我們真要再選一個當選後才開始瞭解台灣問題，花三年還想不清政策的人嗎？ 蔡小英的部落格上貼了一堆「政見」，雖然不好意思直接罵「垃圾」，真的讓我為台大和倫敦政經學院感到丟臉：這種品質的「政見」，當作通識課的期末報告都還會被我當掉，怎麼好意思貼到一個黨主席的部落格上？蘇貞昌的布落格停格在2011年三月，只有「初選參選聲明」，我找不到相關政見。馬英九的政見到底要去哪裡找？我已經累了許多天還找不到！ 政黨輪替了，我們反而冤找不到頭，債找不到主！還不如有個像格達費這樣的獨裁者，可以一路殺進他家去比較痛快！ 還是說，兩個爛蘋果都不要，乾脆選個獨立候選人？畢竟，中立選民已經是最大黨（37％），還有必要再被兩黨勒索另一個四年嗎？ 本處:摘錄清大教授彭明輝教授網路文章.

世界奇觀！台灣青年失業率是總體失業率的2.51倍。當所有內閣官員都為了無薪假和失業問題而忙得滿頭包時，負責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青輔會主委卻找不到事作！

摘錄清大彭明輝教授2012年1月5日星期四文章 怎麼會有這種青輔會主委？！？！！！！ 歐美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都在認真討論該如何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甚至把青年失業當作違背世代正義的一大問題。青年失業有很多原因被提出來，短期因素是次級房貸與國際貿易收支帳的失衡；長期因素是全球化導致各國產業畸形發展，先進國增加的工作機會是附加價值高而就業機會少的工作，失去的是更大量中低附加價值的工作機會，因而導致 GDP 與失業率一起增漲。青年失業被認為是世代正義問題，因為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景氣衰微或前景不明時，企業家會避免聘用經驗不足的青年人，因此青年是經濟不景氣下的犧牲品，而非個人問題。被提出來的解決辦法很多，包括擴大政府支出，要求學校教育與產業需求扣合，以及強化福利制度，以免受害者終身留下傷害，乃至於人格扭曲。 台灣青年失業率是總體失業率的2.51倍，直追歐美國家，顯示確有結構性問題。但是，我們卻出現一個天才到不行的青輔會主委李允傑博士，他說：台灣的青年失業「多屬自願性失業」，還說自我感覺良好地說：「對於青年失業率問題，實際的數據反映台灣青年的就業狀況相對良好」。 李允傑憑什麼說台灣的青年失業「多屬自願性失業」？青輔會的官方網頁是這麼自我辯解的：「100年5月失業人數有47萬6千人，在找尋工作過程中曾遇有工作機會者計24萬人，占50.46%，其未就業的原因以待遇太低占52.57%居首位，其餘為地點不理想（17.89%）、興趣不合（7.39%）及學非所用（7%）。失業期間超過一年之長期失業尋職過程中遇有工作機會者占47.05%，其未就業原因以待遇太低占67.87%為主要因素。」 李允傑，台大學士班和碩士班畢業，服過一段公職後出國念博士，回國後就到國立空中大學當教授，2011年不知道蒙誰恩賜而成了青輔會主委。 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晉惠帝一樣地祖上積蔭，一輩子不知道閩南語說的「不成樣的頭路」：爛工作一堆（薪水低到不行，繳了台北的房租和交通費後，三餐只能吃泡麵，還要每週工作65小時，更誇張的是要自付勞健保，還隨時要休無薪假），物價與房價高上天，而薪資低到不但養不起家，也養不起自己，只好一個爛工作錯過一個爛工作，生怕接下這個活不下去也死不了的工作就卡死在那裡，一輩子等著當街友。這樣椎心刺骨的痛，竟然被空降的大官說成「自願性失業」？！把李允傑的話翻譯得坦白點，他是不是嫌失業的人「你沒台大學歷，又沒祖上庇蔭，憑什麼想要一個像人樣的工作？」 台大辛炳隆教授對青年失業的解釋比較像個人樣，但措辭太文雅而婉轉，我把它翻譯成淺白的話就是「這是政府的縱容與無能」：「而勞動市場中影響青年工作權益最大者，莫過於『非典型就業』。這種勞動彈性化下的產物，是指有別於傳統全時、全薪的工作，包括臨時工、定期契約工、部分工時工作者及派遣勞工等，在日本、荷蘭、法國這是青年進入就業市場的主要途徑。然亟需關切的是；無法透過技能與經驗的累積，跳脫非典型就業而成為職場邊緣人之問題。因為一般非典型工作不僅所得偏低、不固定，且缺乏福利與升遷機會。」 注意看，我對辛炳隆的引述出自哪裡？「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網頁。這是什麼機構？國民黨智庫！看到沒？連國民黨的附屬機構都知道問題出在哪裡，怎麼會青輔會主委不知道？ 青年失業問題愈來愈嚴重，進入2012之後有機會繼續惡化，而李允傑卻已經自我感覺良好了。值此亂世，假如青輔會主委還覺得青年失業是咎由自取，那青輔會真的可以關門了！反正他們的存在對年輕人沒任何幫助，只不過浪費納稅人的錢而已！ 更讓我不爽的，是自己無能還硬要拉個諾貝爾獎得主來撐腰。「2010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教授昨日應邀來臺訪問交流，他指出臺灣面臨大專畢業生長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很多，景氣好壞是其中原因之一，但他以觀察其它國家不同調查結果為例，認為大專及以上畢業生失業原因多為自願性，可能對工作條件要求較高，想尋求高階職缺如公務員等，即使有工作機會找上門，但還是選擇繼續等待。」注意看我標示為紅字的部分，如果寫這文稿的人沒寫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在談的是「別的國家」（譬如英國，在那裡「大學生」只佔人口中的 30％，等大學生有嚴重失業問題時大概全國青年失業率會有70％～80％），而不是台灣！這是移花接木的爛招，明明人家講的是別國的故事（完全不一樣的脈絡與意義），卻硬要拿來解釋台灣！ 好，台灣的大學畢業生比例太高是個問題。錯在誰？難不成又是大學生自己白癡，錯在學生？還是錯在教授？那又是誰在逼迫大學教授不可以研究台灣的問題？又是誰在逼大學教授為了生存而把學生當工具利用？ 還有更吐血的喔！「行政院青輔會於100年間透過各大專校院就業輔導單位追蹤失業期間超過一年的畢業生就業狀況，截至11月30日止計追蹤到633人，高達72%（456人）表示不需要提供任何協助或服務，僅有約28%（177人）表示需要協助或服務，其中高達83%（146人）表示僅協助轉介就服中心或提供就業資訊者即可，顯示大專畢業長期失業青年多能自行安排，需要政府或學校協助者比例確實不高。」 真的是奇觀！台灣青年失業率是總體失業率的2.51倍。當所有內閣官員都為了無薪假和失業問題而忙得滿頭包時，負責解決青年失業問題的青輔會主委卻找不到事作！ 這是什麼時代，怎麼會有這種政務官？連清朝末年我都不可能想像會有哪個官敢白目到這種程度；至於兩蔣時代，別說是馬上都烏紗帽，丟腦袋都有可能。 真的，這到底是什麼樣的亂世？台灣人又到底作了什麼孽，得要讓這種官員糟蹋？ 「青輔會主委李允傑表示，青年失業率高於全體平均失業率是世界先進國家普遍且長期的趨勢，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是以15至24歲青年失業率為全體平均失業率的倍數來比較，通常是全體失業率的2到3倍之間，根據2010年的統計，臺灣是2.51倍，與世界各國相近。其它國家如義大利（3.31倍）、盧森堡（3.18倍）、瑞典（2.99倍）、挪威（2.66倍）、紐西蘭（2.63倍）、南韓（2.65倍）等國家都高於我國。 」每個國家的失業率各有其不同的原因和歷史，重要的不是「2.66（挪威）>2.65（南韓）>2.63（紐西蘭）>2.61（台灣）」，而是找出原因，解決問題。

台灣年輕人的未來在哪裡？

年輕人的未來在哪裡？（轉引自-台大歷史系畢業，二○○九年高考文化行政榜首 王湘文） 高普考放榜，看著每年報名人數又飆新高，補習班開新班開到手軟。試想想，從台大畢業也一年多了，二年來看著許許多多過去同學、朋友都不約而同的投身高普考考試，簡直變成了全民運動。怪哉！為什麼那麼多台大學生擠破頭跑去考高普考，這是我唸大學時的疑問，現在出了社會，終於明白。 從日本交換學生回來後，滿心期待的人生第一份工作會讓我成長許多，誰知工作了二個月，就驚訝地發覺台灣企業只缺奴才，不缺人材。需要的是免洗力+即戰力（所謂免洗力就是用過隨時可以丟），而不是有潛力的人才。很多人都覺得台大學生算是高材生，為什麼去做國中畢業就可以做的工作？可是我現在替我和其他準備公職的台大學生說：「請問外面社會有提供給『高』材生的薪水和待遇嗎？」台灣二十二Ｋ實習正火紅，可是卻間接造成民間企業一起把薪水壓低，另一方面又洗腦告訴你年輕人，不要求薪水，要的是經驗。可是我看到的民間企業，套一句興農牛隊球員林益全的話：「在這裡，我完全看不到未來。」

在美國工作的學姊，不明白為什麼老同學全部在準備公職考試？我想告訴學姊的是：工作難求，要找到好的工作更難。被定義為人才的人，卻看不到應該有的基本待遇，有的只是民間企業「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公司賺錢與你無關，公司倒楣無薪假要共體時艱躲不掉」。最可怕的是，公司會洗腦告訴你，你拿的二十二Ｋ薪水待遇是合理的，年輕人就是要多學習，不然就是草莓族。久而久之，有些人也被洗腦成功，反而對領合理薪水及正常上下班的公務員嗤之以鼻，可怕的地方在這裡。不怪民間企業待遇和要求的不合理，卻反過來攻擊公務員。 許多名嘴批評年輕人只想要有份穩定薪水和退休金，請問，我們這個世代真的不夠努力或是沒有拚勁嗎？如果外面企業提供一堆金飯碗、銀飯碗，你確定我們還只想要這個鐵飯碗嗎？原因就出在民間企業體制的不合理，和生錯時代的大問題。 遺憾的是，政府跟著民間企業壓榨小民百姓而不自覺，二十二Ｋ工作的潮流，台大學生出去薪水也不會有多高！ 遺憾的是，沒有人檢討政策的失誤和民間企業的惡劣，卻反過來鄙視想要參與公務員體系的人！ 這不是台灣的一大哀歌嗎？

台灣有高達80多萬學生背負著學貸

台灣的年輕人真的很可憐。甫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根據教育部統計。有高達80多萬學生背負著學貸，試想，除了理工學院的畢業生之外，能有多少比例的大學畢業生領30,000以上的薪資？基本上，很少，少到比例低於10%，所以如果您的薪資低於30,000，您也無須介意，因為根據主計總處的統計，應屆畢業生不會超過10%在30,000以上。在台灣薪資偏低、物價房價卻極度高漲的情況下，台灣的年輕人早就失去奮鬥的動力，因為再怎麼奮鬥，心中再怎麼辛酸、苦楚，就是無法扭轉這樣的趨勢與分野.

低薪化、通膨嚴重，台灣年輕人這十年不但分享不到經濟成長果實，而且薪資還倒退回十五年前。

台灣年輕人進入職場就先遭遇-

低薪化、通膨嚴重，台灣年輕人這十年不但分享不到經濟成長果實，而且薪資還倒退回十五年前。許多舊思惟的企業在政府22K政策的誤導下，讓年輕人飽嚐低薪資之苦，而政府以放縱房地產泡沫的方式引導房價越來越高、雙北的房價高到許多年輕人一輩子也還不完貸款，加上油電雙漲引發的物價狂漲，台灣政府與土地已經成為對30歲以下年輕人最不友善的故鄉。房價高昂、物價高漲、薪資卻只有十五年前的水準，根據主計總處調查，30歲以下年輕人過半、高達130萬人薪資不到新台幣3萬元，其中有36.2萬月薪不到兩萬元。這種15年前的薪資水平，以佔全台三分之一人口的雙北來看，望著台北市每坪均價55.2萬、新北市27.4萬元的高房價，又看到只漲不停的物價、連泡麵價格都比十五年前漲超過50%，扣掉生活開銷、一輩子都不一定存得到一千萬的台灣年輕人，這個國家政府竟然放他們面對到處都是千萬的房價，財政部甚至還想解禁奢侈稅跟繼續標售國有地來鼓勵炒房，台灣年輕人又怎麼敢抱著希望？又怎麼能覺得幸福？對這個政府又怎能不憎惡？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離開這個國家，光去澳洲的就比五年前成長十倍、達到一萬三千人，許多連本來在知名企業上班、月領三萬多的年輕上班族也去了，年輕人現在不投票、選擇離開了。這，就是台灣政府跟官員選擇給台灣的未來嗎

引述-王艾莉:台灣年輕創業家的未來...台灣的年輕人真的有美好的未來?

王艾莉：台灣年輕創業家的未來 By 鄭欽雄 Blake Cheng | 25 四月 2012 年屆三十，你的人生已經準備好進入下一個階段了嗎？2008年底，王艾莉學成歸國，從一個設計師，迅速變成設計公司的老闆，不到三十歲，就創立了自己的公司。王艾莉說，台灣的年輕人很可憐，他們有夢想、有熱情，也很敢衝；但不論是學校、社會還是政府體制，很少有人能告訴他們，創業該怎麼開始，該怎麼跨出第一步，實現自己的夢想。 台灣年輕人創業大不易 在英國求學的那幾年，偶爾回來台灣總是被親戚排滿行程，王艾莉說她其實沒有好好看過這塊她出生的土地。2008年底，王艾莉回到台灣，剛好接受米蘭傢俱展的邀約，才開啟了她的創業之路。 「那時候為了要把作品運到米蘭，所以需要一個公司章，我只好自己設立一間公司。也是因為那次的經驗，我才知道對台灣年輕人來說，取得資源真的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王艾莉舉韓國與新加坡為例：「韓國政府每年都會針對米蘭傢具展舉行甄選，入選的前幾名，由政府出錢承租米蘭傢俱展的攤位，然後全部一起帶出國參展；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則是只要設計師申請到米蘭傢俱展的展出相關證明，政府不僅幫你出錢，還幫你把作品運過去。」王艾莉特別強調，台灣政府並不是沒有幫助這些設計人才，其實政府有很多資源可以申請，但是作法應該可以更有效率。

給錢不如給空間 以補助款來說，王艾莉分析：「在台灣，我們想要創業可以申請補助或低利率貸款，然後就可以拿到一筆錢；但是對許多剛創業的人來說，只是想要滿足最簡單的基本需求，例如租一間工作室、申請公司行號、光是這些基本開銷，就可以很快把錢燒完。」 王艾莉再舉英國的相關政策為例：「英國把老舊、廢棄的廠房或倉庫，改建成一間間的Studio，只要是35歲以下、符合相關規定的年輕人都可以去申請，在一年的使用期中，由政府提供基本設備；除了電話、 網路等基本設施外，甚至還有攝影棚、展示間與商店。使用者只要花很少的錢，就可以使用這些設備。整個園區一年有三次Open Day，那天所有的工作室都要開放參觀；使用者可以趁這天盡量展現創意，媒體也會過來看有沒有可以報導的新東西。」 王艾莉認為，像這樣的政策，其實更符合年輕人的創業需求；不止是文創產業，對所有想創業的人來說，給他們一筆錢，不如給他們一個開始的空間。王艾莉也表示，台灣其實不缺這樣的空間與條件，例如高雄駁二特區就是一個很有潛力的地方。 產官學合作 王艾莉對於自己身處的設計業，提出更進一步的細緻觀察。她認為現在的台灣年輕人不但資源有限，連該去哪裡找資料都不知道。「你們知道嗎？台灣的圖書館裡根本沒有收藏多少設計書，設計人如果想參考設計相關書籍，只能去書店翻閱，看多少算多少，畢竟一本設計書動輒數千塊，對年輕人來說其實是不小的負擔」，王艾莉感嘆地說。 王艾莉說，其實她不建議年輕人吃設計這行飯，「很多人都覺得我們都接大案子，做很棒的Project；但事實是，我們也在做幫客戶排名片這種事。」以台灣目前的環境來說，設計這條路，其實並不好走。 「國外已經有很棒的產官學合作模式，政府要求大學相關科系提供空教室、電話、網路、器材等基本設備，借給想要創業的年輕人使用；而使用學校設備所付出的成本，就是要幫學生上課。這樣的做法，不僅可以妥善利用空間、滿足創業人才的需求，同時還能讓學生擁有更多實務經驗。」 讓觀念能被理解 對王艾莉及其同世代來說，他們出生在網路時代，習慣輕鬆獲得並處理大量資訊，反應速度快，對新觀念上也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王艾莉說：「我甚至覺得，這世代年輕人的腦部結構也與上一代不太相同，他們可以多工處理，一次做好幾件事。所以世代間的差異，已經不是單純的年齡差距，而是根本上觀念的不同。」 世代的觀念差異，讓年輕的創業者處處碰壁，「現在的政府機關裡，有很多人還停留在舊的觀念，許多法規的建立也根基於舊有思維；想要改變這一切，要嘛就是想辦法讓政府理解這些新的東西，要不然就是讓理解這些事情的人進去政府。」台灣年輕世代的揭竿起義，指日可待。

台灣的年輕人有機會脫離貧嗎?

近日英國倫敦等大城發生街頭暴動，引起世界各國重視，從相關媒體的報導，動亂之主因多指是英國年輕人，不滿政府施政做為，讓他們一直處於貧窮邊緣，加上物價飆漲，更令民眾受不了，終於釀成這次不幸事件。 如今台灣，貧困家庭子女無法再藉此管道，協助家庭脫貧；更糟糕的是，學費日益高漲，許多學生被迫貸款就學，還未步出校門，就背負沈重債務，尤其近年來來企業壓低薪資雇用新鮮人，讓年輕人不知未來的希望何在？加上大台北地區房價不合理的飆高，更增添年輕人的不滿。